中华先贤家风家教故事 | 张之洞

张之洞：诗书寄厚望 教诲启后人

张之洞（1837—1909），字孝达，号香涛，晚年自号抱冰，祖籍直隶南皮（今河北省南皮县），出生于贵州贵筑县（今贵州省贵阳市六洞桥），晚清名臣，曾任两广总督、湖广总督、军机大臣等职，倡导洋务运动，是中国近代重工业的重要创始人。卒谥文襄，一生著述辑为《张文襄公全集》。

张之洞的治家理念主要体现在他的家书、《续辈诗》和临终遗训中，教育后人“兄弟不可争产，志须在报国，勤学立品”。

他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，一生跨越五朝，经历政经军学教，任疆吏数十年，产生了许多重大影响；他又是一个历史的接榫点，既是封建时代的官僚，又是近代企业的巨子，许多历史兴革都留下他的身影，一如晚清许多名臣能吏，即便盖棺亦难论定。然而，有一点却评价一致，那就是他一生以廉立身，心系家国；以道治家，情寄后世。

这个人便是晚清重臣张之洞。

张之洞祖辈四代为官，都以清廉著称。张之洞出生时，其父张锳正在贵州兴义府担任知府，张之洞便在贵州度过了童年。张锳对孩子们的学习要求严格，为张之洞及其兄弟广聘名师，遍购藏书。凭着扎实的功底和家学熏陶，张之洞16岁考中了直隶顺天府第一名举人，27岁考中进士，授职翰林院编修。仕途的大门开始向他缓缓打开……

从清流到学政，从封疆大吏再到中枢，张之洞为官一生，十分注意维护自己的廉洁形象。无论抚晋、督粤、经营荆楚，还是入赞廷枢，都以干练务实的作风，清廉无私、锐意进取的精神，大得人望，被“一时称贤”。这一方面得益于俭约知礼的家风、“贫而力学”的家训，另一方面缘于他坚定的廉洁信念。

廉于自身，保持俭朴清约的生活。张之洞幕僚辜鸿铭评价他：“全中国的总督衙门再也没比他的衙门更破旧不堪，或更不讲排场的了。”

廉于声誉，不做与身份不符之事。他“服官所到，从不收受属吏馈送礼物”，哪怕一本书、一方砚，他都拒于门外。他有权选拔官费留学，也让儿子去海外学习，以“开扩胸襟，增益不能”，但为避嫌，让其“自备资斧，不领薪水”。

廉于公利，正身率职。张之洞一生“往往排众疑，决大议，能以一身开天下风气，而不为风气所转移”，完成诸多“他人不愿为，且不能为”的大业，为推动中国的近代化作出重要贡献。他心中只有公务，“私利不可讲，而公利却不可不讲”。治鄂期间，“能示人廉，能洁己勤，能率属”，使湖北面貌焕然一新。

廉于立德，大倡名节廉耻。做京官时，“不避嫌怨，不计祸福”做疆吏时，“不分畛域，通筹大局”；他教育后辈，“悉故乡风味、稼穑艰难，于宦途世事未必无益”；他认为“官无瑕疵，四民自然畏服须当惠法兼施，方尽父母斯民之道”，将正义、公利和个人理想融合起来，“一身以开天下风气”。

以身作则方能教子以正。1860年，张之洞第一个儿子出生时，他便写下了一首《续辈诗》，作为张家自他之后二十代子孙的排名依据，更重要的是，这首诗也成为子孙后代为人处世的准则，铭刻在每一位后人的基因之中。

“仁厚遵家法，忠良报国恩。通津为世用，明道守如珍。”仁厚、忠良、通津、明道，集中体现了张之洞对子孙的期冀和要求，对应治家、报国、立业、修身四个方面。在治家上，他要求以仁爱宽厚治家，子孙要遵守家法家规，不得违反；在报国上，他要求子孙不论当官还是为百姓，都得做忠良，报效国家；在立业上，他要求子孙要有开放的胸怀，用自己的学识来造福国家和百姓；在修身上，要明白世间的真理，遵守传统美德。

同时，张之洞还通过家书不断提出具体要求。首先要有“国家干城之器、有用之才”的抱负，学业上要“努力上进，尽得其奥。勿惮劳，勿恃贵，勇猛刚毅，务必养成一军人资格”，意思是不仅要学有所成，还要养成勇猛刚毅的军人品质。处世上不要以“官二代”自居，而要“自视为贫民，为贱卒，苦身戮力，以此事于所学”，达到“磨炼身心”的目的。修身上要“尽力求学，勿妄外骛”，读书心无旁骛，杜绝不良行为。临终之际，张之洞再次嘱托：“兄弟不可争产，志须在报国，勤学立品；君子小人，要看得清楚，不可自居下流。”在张之洞“矫然自拔于污秽”的志行修洁、勤勉奉公的榜样示范和严正的家训家规影响下，张氏子孙世守廉俭，代有人才。（来源：《中国家规》中国方正出版社）